动物克隆技术尽管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 但其仍然面临一些问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认为，立足于未来发展，在保护私人权益的行政诉讼框架中适度引入行政公益诉讼是发展方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戚建刚认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中的公民权利可以分为行动权利和接受权利，前者主要包括评论权、了解权、申请权以及动议权等。

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选择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直接关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对政府规制问题的讨论不仅是对传统行政法教义学体系的补充和发展，更是回应中国当下社会转型重大问题的需要。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徐键提出，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中，应当剥离所有制的权力性支配职能。政府规制的具体问题 规制问题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标志着对行政权的监督由事后救济延伸至事前的政策制定和事中的过程控制环节。如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涉及行政组织法、行政许可法等行政法学领域和行政职能、行政组织、人事行政等行政管理学领域的内容。

让证券市场中的各方主体通过广泛、有效的社会监督共同担负起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责任，既是美国证券监管的特色，也是我国需要重点借鉴之处。土地公有的公共职能则应聚焦于居住权的保障和土地收益的分配。国家监察权是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力行使体现了国家意志，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具有国家性和强制性。

[24]童之伟：《对监察委员会自身的监督制约何以强化》，《法学评论》2017年第1期。隶属于司法体制的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根据案件情况，有权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有权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有关的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及其孳息、供犯罪所用的财物、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财物，无论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强制还是对其非法财产的强制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国家监察委员会可以行使检察机关行使的某些刑事强制措施权和刑事侦查权，如讯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所谓权力属性，是对以权力为对象的抽象刻画，是权力的性质与关系，是该权力与其他权力之间相同或相异所在。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创设的国家监察权，是对行政监察权、职务犯罪侦查权等不同权源整合的结果。[20]这一观点充分肯定了国家监察权将作为由国家监察委员会享有并依法行使的一项宪法性权力，与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相比肩，具有区别于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现代第四权的独立地位。

良好的制度往往具有有效协调和信任、保护个人自主领域、防止和化解冲突、权势和选择[2]等价值功能。（一）构建科学完备的权力运行组织架构是国家监察权复合性得以守成的前提基础。国家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权，通过权力内部的合理配置，构建三个适度分离的运行机制，即：建立监察权与监察事务权适度分离，违纪调查、行政违法调查、反腐败特别调查适度分离，案件办理、案件审理、案件管理适度分离的体制机制。这12项措施的行使直接关系到被调查对象的权利保护，当需制定《国家监察程序法》对其适用情形、行使方式等通过法律予以明确规范。

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专门的反腐败机构，行使国家监察权，直接关系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必须通过法律将行使权力的人员特定化，将职权的范围界限明晰化。[37]转引自张智辉：《论检察机关的调查权》，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2月刊。[57]《依纪依法严惩腐败，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2013年1月22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3]历史周期律是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

国家监察委员会性质根植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性质，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人民性，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这一根本性质的基本遵循。这是为了保证国家监察权统一正确高效行使，防止地方监察权行使过程中出现的分散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的发生，从而保证中央监察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国家监察权是一种复合性权力而非综合性权力。基于这一客观需求，应当及时修订《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相关条款，制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组织法》，以期对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和职权禀赋等予以规范，从而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及职权行使提供宪法、法律依据，弥补国家监察委员会创设在法律体系中位阶不高、授权禀赋先天不足。

[32]王习加：《公权力配置资源与预防腐败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在管理体制上，专司行政监察职能的行政机构直接隶属于行政首长，这种领导体制使得行政监察权的行使在行政管理中所受掣肘较多。因此，国家监察权的内部类型化配置为监察委员会针对不同情形适用党纪与国法奠定了基础，党纪与国法的衔接关系又为反腐败目的的最终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公权力同样存在对资源不合理配置从而产生腐败的可能性。这是对国家监察权运行的程序性特征的一般通识。（4）对权力规制的同一与再造。

类似的特别机构中较典型的是德国的内部调查部以及英国的伦敦市警察厅反腐败指挥部。[42]在分散式反腐败模式中，为了实现反腐败目的，不同机关分别行使调查权等，为反腐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成本，但机关之间彼此孤立，这种超额成本的投入，非但没有取得预期的反腐效果，反而因为部门壁垒、制度障碍桎梏了反腐整体效能。

作者：徐汉明，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基地暨湖北法治发展战略研究院负责人，教育部社会治理法治建设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教育部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3）改革传统纪检、监察经费保障分灶吃饭、分级负担的体制，建立省以下监察公用经费、监察业务费、反腐败专项调查费、技术装备费、基础设施建设费、教育培训费、国际合作费、反腐败大情报系统专项建设费等保障标准，预（决）算管理制度，根除传统纪检、监察经费保障滋生的种种弊端，为国家监察权统一公正高效行使提供充足的财力保障。

这一产生途径将载明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亦处于同一宪法地位，当是与之相平行的独立国家机关，其与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构成一府一委两院这一新型国家权力结构体系。1、现代公共权力第四权。

持相似观点的魏昌东教授提出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刑事侦查权力，作为监察委内设机关的腐败犯罪查处部门将依法独立行使。通过制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以相关法律规定或者法律事实为法定条件。（一）国家监察权的属性之争 关于国家监察权的属性，学界分别从国家监察权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关系、国家监察权对五种权源的整合方式、国家监察权的职权内容等不同角度形成了不同的争鸣。

笔者的选项是，通过制定《国家监察程序法》对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执纪执法调查、反腐败一般调查、采用留置措施进行特别调查进行界分，并予以程序规制的基础上，宜将适用留置措施的反腐败特别调查与公安机关、司法机关适用刑事拘留措施、逮捕等强制措施作为同一法律位阶的法定强制措施评价，并引入司法审查，使国家监察反腐败特别调查活动与刑事诉讼活动相衔接相关照。在权能构成上，行政监察权具体权能包括执法监察中的检查权、采取必要的措施的权力、建议权和处分决定权，能够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权力给予实体性处置，常常难以形成有效的规制。

检察机关对国家监察委员会移送的案件应及时进行审查，对案件事实基本清楚但有关证据不足的可行使侦查权进行侦查补证。参见《专访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魏昌东教授：国家监察委员会应将不能腐机制建设作为首要使命》，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6年12月27日。

[17]引自《诗经.皇矣》。合理确定监察官员额以及与其他人员的比例。

顾名思义，一般意义上的监察是指通过对事物的督察与监测实现察核与考察之目的。（二）明确权力运行程序规则是守护国家监察权复合性的必要条件 党和国家权力创设的初衷在于为社会共同体成员提供‘公共物品——秩序、安全、服务，以保障共同体成员的生命、自由、财产和不断增进共同体成员的幸福[56]。这一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相结合的权力体系构成了我国反腐败的主要模式。（5）权利救济制度的承续与修缮。

（1）从形式效力看，党纪严于国法。中国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

这由此带来的困境，亟待理论回应： 1、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性质问题。[9]袁秉达：《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人民性特质》，载《前线》2017年05期。

同时，对调查对象的人身采用留置等强制措施，对财产采取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等处置决定不服，需要制定专门的救济程序，赋予被调查对象专门救济权，使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在《国家监察程序法》中得到体现和贯彻落实，从而彰显国家监察制度文明和国家监察法治体系现代化的特色。第三，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